記者:菅直人雖然承諾不會拋棄災民,卻沒能讓救援物資及時送至災區(qū);他不斷召開會議,過多的負責人任命卻導致無人真正負責。日本政府的表現不盡如人意。
吉田: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地震之前,菅直人政權已經在內憂外患中搖搖欲墜,突然的地震給了菅直人重新贏得民意的機會。因此,他將過多的精力集中到“政治表演”上。菅直人出身理工科,可以在核危機應對中提出好的建議,然而東電和官邸間的距離從根本上說就是自民黨和民主黨之間的距離,作為政策執(zhí)行方的東電不能完全執(zhí)行菅直人的意圖,隱瞞信息。
劉:在釣魚島問題時期,日本右翼勢力就不斷向菅直人施壓,在各地舉行“倒閣”運動,煽動所謂中國威脅論,刺激民族主義,使菅直人政權深陷內憂外患。自民黨當然不希望民主黨通過地震重新贏得民意,黨派之間的明爭暗斗實際上影響了災難應對。
日本民族最怕負責任
記者:據報道,在對核事故負責的官商學三大體系中,基本都是來自各大名校的精英階層,本應迅速、準確地應對災難,將損失降到最低,但事實卻不盡人意。這種現象的背后說明什么?
劉:有句話說,“日本民族是最怕負責的民族”,它有兩層含義:最負責:按照規(guī)章制度,如果是我分內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也一定要完成。福島50勇士不顧生死進行危險作業(yè),就是“負責到底”的表現。
最不負責則是說“責任恐懼癥”。地震海嘯核危機忽然來襲,在沒有相應的制度的情況下,誰都不敢成為政策的制定者,害怕承擔責任。